在刑法体系中，妨害司法罪是保障司法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屏障，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作为其中的典型罪名，专门打击“销赃”“藏赃”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惩处的行为。此类犯罪不仅为上游犯罪“洗白”赃物，还严重干扰司法机关追赃挽损和案件侦查，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本文以一起汽车销赃案为样本，结合明确的法律法规，解析该罪的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及辩护核心，展现刑法对司法秩序的保护功能。

一、案例直击：低价收车的“陷阱”——张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2023年3月，从事二手车生意的张某在朋友圈看到李某发布的“低价转让二手轿车”信息，其中一辆价值20万元的某品牌轿车报价仅8万元，远低于市场行情。张某虽心生疑虑，但在李某“手续齐全、着急变现”的说辞和高额利润诱惑下，未要求查看车辆登记证、完税证明等完整手续，仅通过微信转账8万元完成交易，随后将车辆以12万元转卖给外地买家王某，从中获利4万元。

2023年5月，公安机关在侦办系列盗窃汽车案时，通过车辆轨迹追踪到王某所购车辆，经查该车辆系李某2023年2月盗窃所得。随后公安机关将张某、王某抓获。到案后，张某辩称“不知车辆是盗窃所得，仅以为是车主急售”，但无法提供李某的真实身份信息及合法交易凭证；王某则如实供述购买过程，并称“知晓价格过低但未深究”，其购买的车辆已被依法扣押。

2023年10月，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明知涉案车辆价格异常且手续不全，仍予以收购并转售，主观上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间接故意，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王某虽购买赃车，但系个人使用且未转售，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最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追缴其违法所得4万元。

二、法律解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核心规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其立法目的在于阻断上游犯罪的利益链条，保障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

（一）核心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为明确“明知”“情节严重”等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细化规定：

“明知”的认定：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若存在“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交易时未提供合法手续”“行为人曾因同类行为受过处罚”等情形，可推定为主观“明知”（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即符合推定“明知”的情形）。

“情节严重”的标准：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等情形。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

结合法律规定与张某案，该罪的构成需满足四个要件，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客体要件

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如干扰对上游犯罪的侦查、追赃），也包括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本案中张某的销赃行为，导致被盗车辆难以追回，既阻碍了盗窃案的侦办，也侵害了车主的财产权。

客观要件

表现为实施了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收购”不仅包括为自己使用而购买，还包括为转售牟利而购买（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即属此类）；“其他方法”则包括通过典当、租赁、抵押等方式掩饰、隐瞒赃物。

主体要件

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自然人需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单位犯罪的，实行“双罚制”，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主观要件

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明知”不要求明确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类型，只要意识到财物可能是犯罪所得即可（本案中张某虽辩称“不知是盗窃所得”，但价格异常和手续不全足以使其意识到财物来源可疑，推定为主观故意）。

三、辩护核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辩护思路

针对此类案件，律师需围绕主观故意、行为性质、量刑情节等核心要点展开辩护，结合案件细节实现精准突破，常见辩护方向包括：

（一）否定主观“明知”：切断犯罪故意的认定

这是此类案件最核心的辩护思路。律师可通过以下证据证明行为人无“明知”故意：证明“交易价格合理”如提供市场价格评估报告，证明交易价格与同期市场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异常低价情形；证明“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提供交易时要求对方出示的身份证、车辆临时手续等证据，证明行为人已履行核查义务，因对方伪造手续导致误购，无主观过错；证明“行为人自身受骗”如行为人是通过正规渠道从他人处购买，且对方承诺手续合法，行为人对财物系赃物完全不知情，可主张无故意。

（二）否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张不构成犯罪

主张“情节显著轻微”若行为人购买赃物系用于个人生活，且价值较低（如购买价值数千元的二手电动车），未转售牟利，也未阻碍司法机关追赃，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主张不构成犯罪（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即因此未被定罪）；主张“行为不属掩饰、隐瞒范畴”如行为人仅是代为保管他人财物，未实施转移、销售等行为，且不知财物是赃物，可主张不构成犯罪。

（三）挖掘从宽情节：降低量刑幅度

法定从宽情节若行为人具有自首（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立功（揭发上游犯罪或提供犯罪嫌疑人线索）、认罪认罚（自愿签署具结书）等情节，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如，行为人到案后揭发盗窃团伙的藏身之处，构成立功，可大幅降低量刑。

酌定从宽情节

包括初犯、偶犯（如张某系首次实施此类行为）、积极退赃退赔（如退还违法所得、协助追回赃物）、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本案中张某退缴4万元违法所得，成为法院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

（四）区分与上游犯罪的关系：避免罪责扩大

若行为人未与上游犯罪嫌疑人通谋，仅事后实施掩饰、隐瞒行为，仅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律师需通过审查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沟通记录、交易时间等证据，证明二者无事先通谋，避免以“共同犯罪”追究更重责任。

四、专业律师推荐：王学强律师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主观明知”的认定与“情节轻重”的区分，对律师的证据审查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要求极高。北京长阅律师事务所的王学强律师，拥有多年政法一线（侦查、公诉、反贪）工作经历，深刻熟悉妨害司法类案件的办案逻辑——从“明知”的推定证据审查，到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再到量刑情节的精准运用，均能精准把握案件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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