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无罪案例,主观上不存在过失

发布时间：2024-04-25 06:25:39 浏览：165

交通肇事罪无罪案例,主观上不存在过失

案例一、杜某交通肇事罪再审案

（2015）聊刑再终字第6号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对于车辆行驶过程中轮胎脱落致人死亡，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能一概而论；车辆发生故障，车辆驾驶员、车辆所有者以及车辆维修保养单位都可能负有责任。

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其过失表现为：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本案中，杜某显然不存在“预见到轮胎将要脱落、伤人，但轻信能够避免”这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就是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而言，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对结果的发生存在预见义务的前提下,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没能履行注意义务,导致了本可避免的危害结果的发生。从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2013）痕鉴字第0319号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车轮轴头锁止销缺失是轮胎脱落的原因，而“脱落的轮胎表面完好，轮轴外端盖完好”；根据《道路运输车辆维护管理规定》，“拆检轮胎”属于车辆二级维护的内容，系车辆维修企业的职责范围。这足以说明，本案中的轴头锁止销缺失在驾驶员日常维护作业中，即便是尽到了注意义务，也是无法检查发现的。因此，作为驾驶员的杜某也就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可言。原审法院再审裁定以“杜某没有提供该肇事车辆依规进行二级维护的车辆维修记录”为由认定其存在主观过失，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二级维护的车辆维修记录是否做出、做出后由谁保管，不是仅仅作为驾驶员的杜某所能控制，还可能涉及到道路运输经营业户以及维修企业是否依规范办理的问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一审时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杜某构成交通肇事罪，系以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来裁判刑事案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成立。

在本案中，还涉及到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定罪量刑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属于书证的一种,因其制作机关的特殊性，属于公文书证,相较其他书证有更高的证明力,但在认定事实时仍须依据审查书证的方式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规定,但该解释并没有直接指向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201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在民事诉讼中尚且要审查其相应的证明力,何况在对证据审查更为严格的刑事诉讼中。故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不能直接拿来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责任，还应通过分析案件的全部证据，还原事故的发生过程,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从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本案中，机动车的轴头锁止销缺失属于“安全装置不全”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杜某明知轴头锁止销缺失而仍然驾驶这一事实。另外，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也并不完全等同于驾驶员的责任。驾驶员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必然得出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结论；故在本事故民事诉讼中机动车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与刑事诉讼中杜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二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第一款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上诉人杜某无罪。

案例二、严某某交通肇事案

（2018）粤01刑终2168号

【裁判理由】经审查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1、关于上诉人严某某对造成本次事故是否有主观上的过失的问题。本案事故中，施工单位在道路施工既没有征得公安交管部门的同意，也没有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及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人员不具备相关从业资格，在未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向城市交通主干道上放置横跨某向四车道的钢丝绳，给正常通行埋下了巨大安全隐患。而上诉人严某某驾驶的粤Ａ×××××五菱牌小货车制动系统、方向系统均合格，其在正常通行的道路上正常行驶，没有证据证明其违反操作规范不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在没有设置施工警示标志、道路上没有显而易见的障碍物且前车正常通行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拉起的钢丝绳并不能苛求驾驶员能够预见并及时采取措施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因此，上诉人严某某对事故的发生不可能预见，故上诉人严某某对造成本次交通事故没有主观上的过失。

2、关于通过逃逸行为能否推定上诉人严某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问题。交警部门认定上诉人严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的理由是其交通肇事后逃逸。《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在因当事人一方逃逸，客观证据无法判定责任的情况下才适用，属于责任推定，而非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但本案事故并没有因为逃逸行为影响事故原因的查明，监控视频及证人证言、上诉人供述等证据足可查清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违法施工所致，并非上诉人违章所致，上诉人严某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不符合客观事实。故本案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否采纳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认定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3、关于逃逸行为是否重复评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逃逸行为与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结合一起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本案被害人于2017年3月20日在家中死亡，而原审公诉机关于2017年3月27日起诉时，起诉书并未将被害人已死亡的事实提出指控。交警部门是以上诉人严某某逃逸而认定其负主要责任，不是负主要责任而逃逸，原审公诉机关又将逃逸行为作为入罪要件进行指控，违背了禁止对同一事实进行重复评价的原则。

本院认为，上诉人严某某的行为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严某某犯交通肇事罪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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